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青铜神树、精美牙雕残件……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目前已出土重要文物500余件。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看来，需要我们来关注的不单单是精美的出土文物。

  “此次考古发掘秉持的精细发掘理念，采用的多种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构建的考古发掘现场预防性保护新模式，可以说，为今后考古发掘和研究树起了一个新标杆。”王巍3月21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

  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一位在文物报道领域深耕多年的记者，亲临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后也不禁感叹：现场太震撼了，考古科技刷新认知！

  过去的田野考古工作，更多的是在露天条件下开展，此次考古发掘不仅搭建了现代化的考古发掘大棚，为了更好地保护出土文物，尤其是脆弱的有机质文物，还专门建造了恒温恒湿的玻璃方舱等设施。在王巍看来，此次考古发掘的硬件条件在过去是很难来想象的，可以说集成了迄今为止国内最好的，甚至是世界上最好的考古发掘设施。

  “此次考古发掘运用了很多新的技术和设备，把原先的田野考古发掘变为了实验室考古发掘，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举例道，“在恒温恒湿的玻璃方舱内，通过电子显微镜、三维激光扫描和三维摄影建模等，就可以不间断地发掘、发现、记录那些细小的遗存现象。”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助理研究员彭小军表示，借助高科技手段，开展更为精细的考古发掘工作，有利于更多地提取遗址中的多学科信息，更好地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或能弥补20世纪80年代对三星堆遗址1号和2号坑进行发掘时留下的一些缺憾，能对这些坑的性质有所明判。

  一直以来，围绕三星堆遗址，有多个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比如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

  “受当时技术水平、采样质量和数量等因素影响，多年前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碳14测年，所得到的年代结果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和用其他方式获取的考古学信息相比，大家一致认为这一结果明显偏早。”孙华指出。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结合出土器物形制、风格和地层关系等多种信息来进行类比和交叉断代是考古学中常用的方法。然而，学界对南方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的认识存在很多分歧。因此，对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判定也是众说纷纭，有学者觉得是商中期，也有学者觉得是春秋时期。

  孙华介绍，不同于过去三星堆1号和2号坑的碳14年代测定，这次三星堆考古在采样方面，标本数量更多，标本选择也更恰当；在标本测量方面，采用了精确度和灵敏度更高的加速器质谱仪，可以将测年误差控制在正负25年之内。

  “尽管最终的测年结果还没有正式对外发布，我们始终相信，这次的工作可以为精准测定三星堆遗址年代问题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孙华说。

  此前在评价科学技术手段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作用时，王巍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可谓给考古工作增加了“望远镜”和“显微镜”。此次，科学技术手段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中的新应用，则给王巍带来更多的惊喜。

  青铜器在地下埋藏了数千年，往往有锈蚀、斑驳，甚至断裂等。以往在保护出土青铜器时，通常是在青铜器外面包上薄膜、软布，再用石膏做固定。而此次发掘中，则采用3D打印技术，打印出非常逼真的青铜器模型，接着在模型上涂上半凝固的硅胶材料，形成一个硅胶保护套。然后，将这层硅胶保护套“穿”在出土的青铜器上，形成贴身“防护服”，外面再用石膏固定。

  “当然，3D打印技术已应用了一段时间了，在文物修复中也得到了较多应用，但用在对刚出土的青铜器的保护上，据我所知，这还是第一次，可以有很大成效避免对青铜器可能带来的损坏。这种创新型的应用，值得点赞。”王巍说。

  采访中，王巍一再强调，目前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还仅只是个开始，随着对新发现“祭祀坑”的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的深入开展，将不断丰富和刷新人类对于古蜀文明的认知，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研究提供更多的实物资料。